“留美幼童”研究背后的隐藏人物

今年是“留美幼童”项目启动150周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计划2022年秋季举办纪念展览会。5月,我在准备接受该学会的Karen Li Miller采访时第一次注意到,我的高外祖父、“留美幼童”温秉忠撰写的文章《一位先驱学生的回忆》( of a Pioneer Student)的英文打字稿中,文前有一句话:

我立刻对亚瑟·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产生了兴趣,并与Miller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她给我发来了一些关于亚瑟·罗宾逊的资料和线索,包括“拉法吉收藏” (LaFargue collection)的链接。我注意到很多第一手资料都是亚瑟·罗宾逊提供的。

我认为,亚瑟·罗宾逊在长期收集“留美幼童”材料方面的辛勤工作,以及他对“留美幼童”研究的贡献,虽然鲜为公众所知,但应该得到认可和赞扬。

我的方法是让材料讲述这个故事。因此,这篇文章很长,可能会挑战读者的耐心。

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法吉(Thomas Edward La Fargue)无疑是首位以学术方式系统书写“留美幼童”历史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亚瑟·罗宾逊热情慷慨的帮助,我不认为他能在那个动荡时期顺利而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亚瑟·罗宾逊就像施洗者约翰。

“留美幼童”系1872年至1881年间清政府派遣12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的事件,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留学美国的先河。然而,在此后的近100年间,此事却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

到了1972年,在当年“中国幼童”居住过的康涅迪格州,旅美华裔学者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他的投书,引来一位老妇人的信,原来老妇人的祖父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家珍藏着当年詹天佑寄给他们的京张铁路工程摄影集。

就在同年,高宗鲁先生和康涅迪格州历史学会(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的金女士(Ms. Phyllis Kihn)相遇了。后者为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已经默默付出了多年的心血。金女士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一笔笔抄录了所有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高宗鲁先生从金女士处受益匪浅。并非历史学家的高宗鲁先生,把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岁月全部交给了寻找“留美幼童”的漫漫旅程。

高宗鲁先生翻译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法吉(Thomas La Fargue)出版于1942年的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并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中文书名为《中国幼童留美史》。他编撰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也几乎同时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留美幼童”开始为中文世界所了解。

2003年,钱钢、胡劲草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出版;2004年,他们执导拍摄的纪录片《幼童》在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播出。“留美幼童”开始为中国大陆居民所知晓。

之后,有关“留美幼童”的报道、书籍层出不穷。有人建立了专门的网站介绍“留美幼童”,其中由“留美幼童”容揆后人Dana Young和钟文耀后人陈肇基(Bruce Chan)建立的网站为学者和“留美幼童”后裔所称道。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留美幼童”后裔也多次聚会,回顾先人的历史。

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计划在2022年秋季举办纪念“留美幼童150周年”展览会。2022年5月该学会的Karen Li Miller女士邀请笔者参加一次采访,为此,笔者复习了一下所收集的资料。在此期间,笔者留意到在胡劲草的文章中,提到了民国初年间活跃在北京收集“留美幼童”资料的亚瑟·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而在“留美幼童”温秉忠(笔者的高外祖父)所写《一位先驱学生的回忆》( of a Pioneer Student )一文的英文打字稿中,笔者留意到了文章前的一句话:

在跟Miller女士的交流中,笔者向她提及了上面有关亚瑟·罗宾逊的信息,并提供了亚瑟·罗宾逊撰写的一篇文章《前往西方高等学府的朝圣者:中国最早赴美教育使团》( Pilgrims to Western Seats of Learning: Chinas First Educational Mission to U.S. )的线索。在接下来的交流中,Miller女士给笔者发来了她找到的全文,以及更多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收藏的跟亚瑟·罗宾逊相关的资料。

其中有一封由亚瑟·罗宾逊先生于1929年2月15日写给“中国幼童协会”(China Boys Association)之友的信件,可以看出“中国幼童协会”隶属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基督教教育委员会。此信强调了“中国幼童协会”将尽力收集回忆录、照片、印刷物并考虑将它们出版,同时康涅狄格州州立图书馆的Godard先生同意作为保管人妥善收藏这些资料。

亚瑟·罗宾逊写给“中国幼童协会”的信件中还附有一份“中国幼童协会”于1928年8月8日举行会议的纪要,主要内容如下:

对照手头的1870年代由容闳监护下在哈特福特高中就读的“中国幼童”名单,以及我们手头尽力收集到的跟“中国幼童”相关联的哈特福特男士和女士的名字,会议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考虑可以获得所需信息的各种线索;会议也引用了容闳自传、驻美全权公使施肇基1925年在哈特福特一个晚宴上的讲话,以及在哈特福特高中毕业的“中国幼童”的记录。

会议同意尽早将手头的部分资料发表在《哈特福特每日时报》上,该报总编辑Clifton L. Sherman先生一直以来渴望提供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中国教育使团”(笔者注:现在通常翻译成“留美幼童”)和容闳。会议提到渴望继续跟进“时报”读者可能会有兴趣、可能有吸引公众注意力价值的、体现哈特福特与中国之间独一和重要关系的其他类似资料。

Wickham先生讲述了与蔡绍基、钟文耀以及黄开甲的关系,他们都是他1879年在哈特福特高中的同学。Robinson(亚瑟·罗宾逊)提及与蔡绍基儿子K.T.和 K.P.以及钟文耀儿子Daniel(笔者注:原文为Dan,钟文耀外孙Bruce Chan确认其为同父异母的舅舅Daniel)相熟,他在1915-1926年间与他们相识于天津。Blakeslee先生提及了周长龄、蔡廷干、唐绍仪、张康仁。Robinson提醒大家,在1928 年7月9日耶鲁大学俱乐部招待梁如浩的晚宴上,刻有张康仁名字缩写的椅子为梁所使用;Robinson提议与张康仁取得联系以获取他的回忆录。

会议同意由委员会成员分工收集以下各种资料:历史、自传、照片。Blakeslee先生同意撰写一篇描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整体情况以及容闳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稿子,以尽早在《哈特福特每日时报》上发表。Wickham先生已经并将继续撰写他所知道的“中国幼童”生平的工作,他将尽力从钟文耀处获取额外的信息。针对还没有联系上的“中国幼童”,Robinson计划联系那些还生活在中国的“幼童”或者其他“幼童”的儿女以获取可用信息。

会议同意接受Bartlett小姐的邀请于九月上旬在她位于Lilley路44号的家中再次碰头开会。

上述1929年2月15日的信件还提到次日将有一整版的“中国幼童”报道发表在“时报”上。笔者在美国的朋友李忠泽(George Li)帮助笔者在1929年2月16日的《哈特福特每日时报》 (The Hartford Daily Times) 上找到了这个版面。

1929年2月16日的《哈特福特每日时报》有一整版的“中国幼童”报道|作者供图

版面的通栏标题是“中国人视哈特福特为中华民国的摇篮”。标题下中间是一张合影(见上图),文字说明为:来自中国天津尊贵的梁如浩的校友们,最近聚集在耶鲁大学俱乐部设宴款待梁如浩时照了这张合影。他们都是与容闳的“中国幼童”们,包括梁如浩,一起上的哈特福特公立高中。文字说明并标注了合影中27人的姓名,包括Arthur G. Robinson(亚瑟·罗宾逊,左1)、Martin Welles(左3)、梁如浩(右15)、Louise L. Bartlett(右11)、Fred G. Blakeslee(右7)等。

版面左侧,报道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将以“中国的下一步”为题在2月20日周三的宴会上发言。宴会将在哈特福特Bond酒店举行,余日章是哈特福特基督教青年会“世界服务委员会”的特邀嘉宾,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Fred W. Ramsey也将是尊贵的客人。

文章简单介绍了1872-1881年间120名“中国幼童”被带到哈特福特的家庭中居住,其中许多人在哈特福特公立高中毕业,并在美国的大学中,特别是耶鲁大学,继续学业。“中国幼童”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环境并将他们在美国学习的西方理念带回了中国。

文章简单介绍了余日章以及“中国幼童”黄开甲、钟文耀、梁如浩、梁敦彦、蔡绍基的背景资料。

版面右侧,以“中国人来到这里学习西方理念”为标题,及“哈特福特是首批教育使团来美的家乡”为副标题,Fred Gilbert Blakeslee撰文介绍了容闳以及他所倡导的“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活动的前因后果。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来到哈特福特”、“穿上美国服装”、“出任驻美副公使”、“实验被终止了”。文章最后写道:幼童在返回中国后的许多年间经历了艰难的时光,但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培育最终被认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服务他们的国家中升至高位。

亚瑟·罗宾逊的文章《前往西方高等学府的朝圣者:中国最早赴美教育使团》最先于1932年6月24日发表在《京津时报》(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 s)上。后改题为《归国学生中的前辈》(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由“天津出版社”(Tientsin Press)印刷成了小册子,由蔡廷干题写了中文名“最先留美学生记事录”。

为了纪念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60周年,天津“扶轮社”在1932年6月23日的会议上款待了一些先驱学生,聆听了“扶轮社”成员亚瑟·罗宾逊作的相关讲话,他先前对这一运动作了特别的研究。出席的先驱学生有蔡廷干、吴仰曾、沈嘉树、邝荣光。遵照医嘱,梁如浩、蔡绍基没能出席会议。

天津“扶轮社”主席W.V. Pennell先生在开场白中盛赞“中国幼童”:“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更广更深地继续,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根据自己对美国之行的回忆,蔡廷干的发言强调了以下三点:跨越太平洋的旅程、跨越美洲大陆的旅行,以及到达哈特福特。蔡廷干谈到蒸汽轮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在轮船上遇到的各种情形;抵达彼岸后他们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他们乘坐的火车遭到了Jesse James匪帮的抢劫;最后以一个他们抵达哈特福特后遇到的幽默故事作为结束。

亚瑟·罗宾逊则引用了他预先准备好的5月31日在北平“华北联合语言学校”的讲话对“扶轮社”作了发言。考虑到这个主题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历史意义,我们将全文刊登如下。

亚瑟·罗宾逊的文章共有25个小章节,分别为:“归国学生中的前辈”“道路崎岖”“各种观点”“一个中国幼童的印象”“哈特福特的反应”“曾国藩的支持”“容闳和曾国藩”“容闳的新计划”“ (容闳)重访美国”“ (容闳)回到中国”“容闳的四个提议”“最终成功,指定了委任”“计划的细节”“上海预备学校”“第一批学生远航”“总部坐落在哈特福特”“新英格兰对幼童的影响”“各种困难导致被召回”“保守派的反应”“排华动乱”“学者抗议召回”“再见,哈特福特”“回到中国”“职业生涯的开始”“中国幼童的成就”。

在文章开头的5个章节里, 第一章节的小标题是“归国学生中的前辈”,罗宾逊以此为引子抛出了“留美幼童”这个话题。在第二个章节“道路崎岖”中,罗宾逊简单介绍了留学计划初创时的不易、幼童召回国后遭遇粗暴对待,以及他们最终成为国之栋梁。罗宾逊提到手头丰富的资料使自己面临从什么角度来讲述“留美幼童”的问题。在第三个章节“各种观点”中,罗宾逊说道:首先从手头的容闳自传以及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亲戚朋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重现整个留学计划,其次可以从幼童本身的书信以及回忆录中了解到:上海预备学校的建立、政府的财政支持、计划在美国待15年、在政府中的任职。在第四个章节“一个中国幼童的印象”中,罗宾逊透过一个幼童的眼睛,记录了他离开广东家乡之前和前往香港的一段经历,以及到达香港后首次见到洋人的好奇。在第五个章节“哈特福特的反应”中,罗宾逊指出幼童和哈特福特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提到了提供幼童寄宿的Bartlett家中与幼童形同姐弟的Mary和Louise姐妹;罗宾逊还引用了容闳的好友、主持1881年幼童告别会的公理会牧师Joseph H. Twichell博士在1878年的一段讲话,Twichell博士简单回顾了“教育使团”的构成、中国政府的开支、购置房屋作为总部供学生轮流来此学习中文和考试,以及将来进入美国的高等学校,学习物理、机械、军事科学、政治、经济、国际法、民政管理的原则和实践,以及用于公共政府服务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一切按计划顺利实行的线人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享有最好的条件下他们从青少年成长为成人,注定在他们祖国的政府和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用学到的知识服务于他们的祖国最需要的工作上,相较他们祖国同时代的其他人,他们受到更开明的爱国义务和责任的启发而工作;罗宾逊还引用了Fred G. Blakeslee少校的童年回忆(他的母亲在不同的时期先后在家中照料过7位幼童):幼童抵美后的着装变化及巧妙的把辫子掩盖起来,以及很快喜欢上了体育,特别是棒球。在接下来的第六个到第二十二个章节里,罗宾逊介绍了“中国最早赴美教育使团”的起因、经过及结束;在最后三个章节里,罗宾逊讲述了幼童回国后的经历和成就。

罗宾逊在第一个章节里称赞道:即便在60年后的今天,世界变得更小了,国家及种族的界线岁的幼童安置在另一个国家的家庭里学习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的事件也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教育实验。

罗宾逊在最后一个章节里引用了施肇基博士数年前在哈特福特的讲话内容,施博士在列数了“留美幼童”在政治(特别是外交)、工业、商业等领域的杰出人士后说道:“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耶鲁大学或哈佛大学的班级里,他们都会为班上出了如此之多的杰出人士而骄傲的”。罗宾逊最后提到他有幸在32位健在的“留美幼童”中,结识了在天津的蔡绍基、吴仰曾、邝荣光、沈嘉树和梁如浩,在北平的欧阳庚、蔡廷干和吴应科,以及在上海的唐绍仪和钟文耀。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Miller女士给笔者发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拉法吉收藏”(LaFargue collection)的链接。近年来Suzanne James-Bacon女士对此收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以方便在线查阅。在此,笔者读到了亚瑟·罗宾逊1933年7月23日至8月13日在《京津星期日时报》 (Peking and Tientsin Sunday Times) 上连载的三篇文章(笔者注:从第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前面一篇文章没有被收入“拉法吉收藏”,故连载的不止三篇文章,至少有四篇文章),总标题是“中国在西方教育中的先驱者”。

此文附有三张照片,其中容闳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照后来被拉法吉的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采用。|作者供图

第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第一批教育使团中的先驱者”,介绍了1835年在香港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开启了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马礼逊学堂于1839年在澳门建立,1842年移至香港,首任校长为耶鲁大学毕业生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他在1838年10月17日携新婚妻子Elizabeth Bartlett离开纽约经好望角前往澳门,行程125天(Bartlett家族在以后的“中国教育使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蔡绍基、梁敦彦、黄开甲和吴仰曾寄宿于David E. Bartlett教授家)。

马礼逊学堂创始班有六名学生,其中三名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在1847年随Brown牧师回到美国,进入Manson中学读书,寄宿在Brown牧师母亲家。高中毕业后黄宽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容闳进入耶鲁大学。黄宽大学毕业后先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后在广州行医,备受敬爱,1879年去世。容闳大学毕业后的成就是“中国教育使团”,将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述及。由于曾国藩的影响力,“使团”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和慷慨的财政支持,容闳与曾国藩相识于1863年,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871年曾国藩去世。

此文附有四张照片,其中梁敦彦在哈特福特的照片和官服照后来被拉法吉的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采用。|作者供图

第二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童年的日子和职业生涯”, 介绍了最近曝光的一张来自邝荣光纪念品中摄于1873年的照片,背面有居住在马塞诸塞州Springfield的R. R. B. McClean夫人书写的她的“中国男孩”名单,一共七人,其中两人仍然健在:邝荣光和居住在上海的苏锐钊(罗宾逊刚去过他家访问)。邝荣光和居住在上海的容尚谦是第一批幼童中最年幼的两位,1872年离开上海时只有9岁,容尚谦这个夏天在青岛,朋友们称每天在海滩见到他。

作为清华学堂的首任校长,合影中的唐国安值得特别提一下,他在耶鲁大学一年级时赢得了拉丁文作文比赛的第二名,被召回国后他在不同的采矿和铁路项目任职,随着清华学堂的建立,唐国安负责1910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的准备和派遣工作,从逻辑上来讲,“庚款留美”学生由此成了“留美幼童”的直系后裔。

苏锐钊的职业生涯始于福建和广东海军学校,后来进入外交领域,任职于中国驻华盛顿、圣彼得堡、伦敦、东京使团,担任过驻马尼拉、新加坡、伦敦总领事,最后在北京政府外交部退休。

邝荣光的职业生涯与以上几位不同,受幼时父亲去澳洲淘金带回金块的影响,他将采矿工程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从1881年到1905年,他一直跟唐山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相关,先是在煤矿学校学习。他是英国和美国多个著名采矿和工程协会的成员。离开唐山后,他在保定府附近的临城煤矿工作,1927年退休后居住在天津。

在数年前出版的首批“留美幼童”官方名单前八位中,蔡绍基是第二名去世的,120名幼童剩下不到30名了。前八位中另一位采矿工程师吴仰曾住在天津法租界,在棒球比赛中,他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他对棒球有着源于60多年前上哈特福特高中参加网球九人队时同样的兴趣。如果有人在街上遇到吴仰曾,他的高中照片仍然可以帮助认出他,岁月并没有太多改变他的容貌。吴仰曾没能完成哥伦比亚大学采矿学院的学业,作为学生他先进入了中国工程和采矿公司,后在1886年去英国在皇家采矿学院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接着在墨西哥一个金矿当分析师及在热河省的银矿任监管人,之后他任职于多个中国政府的重要工程岗位,1904年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岭西和唐山C.E. and M.煤矿公司的税务官。

首批“留美幼童”中另一位杰出人士是梁敦彦,他与蔡绍基、吴仰曾和黄开甲同为“Bartlett男孩”。我们有幸拥有他的两张具有鲜明对比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不出他的西方教育背景),一张照片是他17岁时在哈特福特一家照相馆拍的,对这张照片的一瞥看不出往后他在耶鲁大学一年级的网球九人队里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左撇子投手(笔者注:据Dana Young的考证,“留美幼童”在高中时组建过一个名为“The Orientals”的棒球队,此说与上面罗宾逊对吴仰曾的记录相符;而在耶鲁大学棒球队的官方记录中没有找到梁敦彦的名字,故他在耶鲁大学参加的可能是非正式的棒球比赛);另一张身着官服的照片则是1911年6月他获得母校耶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照的。他杰出的职业生涯包含担任不同的政府职位,从他1881年至1883年在天津的电报学堂任教,到他1911年出任皇族内阁的外务部长。

此文附有四张照片,其中三张照片后来被拉法吉的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采用。|作者供图

第三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归国学生中的前辈”,文章由一张唐绍仪和梁如浩摄于1874年的照片引出了话题,接着讲到上周发表的文章(笔者注:不在“拉法吉收藏”里)中的照片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与他的下属一起拍的,从中我们发现了四位“中国幼童”:周长龄、梁如浩、蔡绍基和唐绍仪。他们均与那时由中国政府指导下的朝鲜海关有关联。梁如浩1883年由李鸿章委任为P. G. von Mollendorf的助理,后者时任这个附属国的海关总管。唐绍仪在天津“电报学堂”任职后曾在朝鲜海关担任同样的职务,不过此时他担任袁世凯的外交秘书。作为老朋友,唐绍仪和梁如浩经常见面,后者常来袁府因而受到注意。转任衙门秘书顺理成章,袁世凯乐于使用讲英文的归国学生为之服务。

随着朝鲜易手,梁如浩与其他官员一起回到了中国,进入“京奉铁路”服务,时间为1894年至1907年,最终任总经理。与此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奉天省省长,归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辖;当唐绍仪在1907-1908年间加入出洋外交使团时,他从前的校友和朋友梁如浩被召来接管这个位置。1925年10月在哈特福特的一次演讲中,施肇基博士向先驱留学生致敬时特别提到了梁如浩:“除了梁敦彦,这批留学生中只有另一位担任过外交部长,他就是梁如浩,也就是朋友们熟知的查理梁。在满清的不同时期,他担任过牛庄、天津和上海的海关道台、外务部顾问、奉天省副省长,在公共事务上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他总是深受袁世凯的信任,当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时,梁如浩自然而然地被委以外交事务。在1921-1922年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之后,他被指派与英国谈判收回威海卫。这些是梁如浩服务于他的国家的一些事例。”1928年梁如浩对哈特福特的一次访问给了当年“中国幼童”的校友们一次机会接待他们尊敬的校友,以及举办哈特福特高中毕业生50年后聚会。在天津享受子孙绕膝的退休生活的梁如浩还参与过许多公益活动,他曾经担任“国际饥荒救济协会”主席多年,并担任过“扶轮社”副主席,还为“预防失明联盟”积极工作过。作为天津最著名的市民,人们经常会看到他和他的太太在散步,他们也享受其中。

唐绍仪多年来一直走在中国政治的最前列,我们几乎不需要更多提及他的卓著表现。现在,他正在位于澳门附近中山的美丽的乡村庄园里享受来之不易的休息。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总结,我们无法比引用施肇基博士在哈特福特演讲做得更好,请留意这个致敬发生于1925年,早于唐绍仪从他的职业生涯中引退:“在今天中国的政治领域,没有比唐绍仪更显眼的身材了。因为他结实的身躯和二头肌的尺寸,唐绍仪被他的美国朋友和私人朋友称作Ajax(笔者注:希腊神线年来的政治财富与袁世凯的政治财富相关联,在满清政府里他快速地从一个位置升至另一个位置,在不同的时间里担任过外务部副部长、交通部长、奉天省省长、(与归还庚款相关)驻美特命大使以及民国首任总理。当中国人民在1911年起来反抗满清统治时,唐绍仪是主要的(谈判)专员之一,他们被授权以尽可能少的流血实施和解并且为国家重建和平。结果非常成功,满清在掌权250年后和平退位,民国取代了它的位置,而政府的行政机器几乎没有中断或者颠簸。作为政治家、爱国者和艺术爱好者,他被恰当的称作“中国的大老头”。

这张版面上的合影拍摄于唐绍仪担任河北天津衙门海关道台时,也是“归国学生中的前辈”举办的众多团聚中的一次。1911年以后,举办“中国幼童”的大型聚会已经变得困难,但是,在北京、天津以及上海的小型聚会还是经常举办的,直至岁月流逝、成员凋零。上海现存五位健在者,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现在一共还剩25位健在者(笔者注:一年前罗宾逊的文章中提到的健在者还有32位)。但是,不管是对在哈特福特以及周边城镇度过的旧时光的回忆,还是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的良好业绩,以及过去50年里他们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幼童”的精神一直保持不变。

在胡劲草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亚瑟·罗宾逊在1930年代将“留美幼童”资料提供给了拉法吉教授。在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中,拉法吉除了在引言中对罗宾逊向他慷慨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外,在书末“获取原始资料的冒险”一章中,拉法吉讲述了如何联系上罗宾逊,以及初次见面后罗宾逊就将自己多年来在中国收集的“留美幼童”资料慷慨提供给拉法吉使用了,而这些资料是罗宾逊跟“留美幼童”成员结下的个人友谊所衍生的,收集这些资料需要持久的友谊和相邻关系。这些资料和大量的照片现在被安放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

在“拉法吉收藏”中,笔者看到了更多的亚瑟·罗宾逊所提供的“留美幼童”资料,以及他与拉法吉的通信。

其中保存有1938年1月至1941年4月间,7封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及4封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另外还有罗宾逊、拉法吉与几位“留美幼童”的通信。

在1938年1月9日拉法吉从康涅狄格州New Haven给住在马塞诸塞州Auburndale的罗宾逊的信件中,可以看到拉法吉是经由Robert Barnett先生知道罗宾逊多年来对“留美幼童”及容闳非常感兴趣并作了大量的调查,拉法吉提议下个月去访问罗宾逊。这似乎应该是拉法吉与罗宾逊的第一次通信。(笔者注:不过,据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拉法吉从朋友处听说罗宾逊后,写信去了天津,几个月后却收到了罗宾逊从离拉法吉住所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Auburndale寄出的回信,邀请拉法吉去访问他)。

在1938年3月31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提到很高兴与罗宾逊见面并且一起看了罗宾逊收集的部分资料,并且表示非常理解罗宾逊因为目前情况放弃撰写“留美幼童”历史的计划。拉法吉认识到罗宾逊收集的资料只有一个在中国居住过的人才能做到,那就是与健在的“留美幼童”进行交流,而拉法吉本人是无法做到的;拉法吉认为“留美幼童”归国后的生活才是诠释这段历史有意义的部分,而罗宾逊把这部分的资料收集在了一起。拉法吉认为罗宾逊所做的工作为自己最终研究1860年以来中国知识氛围的改变提供了最佳的切入点。拉法吉提出使用这些资料的最佳方案是将它们交由自己作学术研究,结束后再交回给罗宾逊或者以罗宾逊的名字保存在大学图书馆,并认为耶鲁大学是个理想之地。拉法吉提到,自己考虑了如何让罗宾逊竭尽全力收集资料得到恰当的认可,首先想到了可否作为共同作者,但是考虑到罗宾逊没有能够将它们写成手稿,似乎不太合适。为此拉法吉咨询了哈佛大学的Fairbank教授,后者认为手稿是作为共同作者所必须的。Fairbank教授提议拉法吉在书的引言中完整说明罗宾逊收集了资料,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限制而没有成书。

在1938年5月20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称自己咨询了耶鲁大学一位图书馆员,一旦资料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后就不能再放在私人处供其使用了。故拉法吉希望罗宾逊能将资料交由自己使用,并保证最终会将它们交回给罗宾逊或者为它们找到一个图书馆安放。拉法吉提议两周内去Auburndale访问罗宾逊,并让罗宾逊等自己到达后一起从地下室里将资料从盒子里取出来过一遍。

1938年8月27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建议拉法吉在12月份去哈特福特访问Bartlett小姐和Wickham先生,并建议拉法吉与梁敦彦、容尚谦、吴仰曾等“留美幼童”通信,从吴仰曾处可以得到同样住在天津的邝荣光和梁如浩的信息。

在1938年10月17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告知罗宾逊自己已经复制了罗宾逊所有的资料,并准备将资料寄回给罗宾逊。拉法吉提到“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Paul Meng写信给自己,并相信他已经写信给罗宾逊了。同时,拉法吉告诉罗宾逊他大概须花二年的时间完成写作,故希望在此期间这些资料仅限于在这个项目上使用。

1938年11月16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告知罗宾逊自己准备在本周写信给吴仰曾、容尚谦、梁如浩。同时在信中附上一张“幼童”名单,拉法吉对名单上的幼童没有任何信息,希望罗宾逊如果有相关信息的话,能够提供给他。同时希望罗宾逊能尽早从Bartlett小姐处取得资料。

1938年12月16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对得知Louise Bartlett小姐去世的消息感到悲伤,并对(她保存的)信件的遗失感到苦恼。自己因此写信给了Blakeslee和容尚谦,建议他们将收集的资料暂时放在他那里,并最终将所有收集的资料安放在一个哈特福特的图书馆或者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作为纪念容闳的收藏。

1940年4月20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长信中,罗宾逊首先祝贺拉法吉获得S.S.R.C.(笔者注:S.S.R.C.系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即“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补助金在夏季去中国工作。接着告诉拉法吉自己在当天早晨收到了容尚谦寄来的健在“留美幼童”名单,并称相信容尚谦也会寄一份给拉法吉的,保险起见自己会将自己这份名单寄给拉法吉。同时会通过容尚谦寄一封介绍信给上海的“中国幼童”,在这7位中,自己没有碰过面的一位是罗国瑞。除了容尚谦,钟文耀是最热心并有帮助的。罗宾逊简单介绍了自己过往拜访陶廷赓、丁崇吉、林沛泉、钟文耀的情景,并对拉法吉的拜访提了一些建议。至于在北京的蔡廷干和欧阳庚,则最好通过已过世的梁敦彦的儿子,特别是其中的C.C. Liang,他是“扶轮社”社长,一定会对拉法吉的工作真正感兴趣。而在天津的梁如浩和邝荣光,自己会尽力帮助联系,并建议拉法吉拜访一下蔡绍基的家人,邝荣光会将拉法吉介绍给他们,两家住得相近。

在“中国幼童”中有多人姓邝,罗宾逊保证在上海的那位很有帮助,他的女儿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儿子Lawrence在南京,罗宾逊在火车上碰到过他,感觉他有兴趣。虽然罗宾逊对上海的牛家(笔者注:牛尚周)知之不多,拉法吉应该去见一下,牛医生(笔者注:牛惠生)已经去世,他的太太(笔者注:徐亦蓁)是一位现代女性,对拉法吉了解牛家会有帮助。罗宾逊对天津非常了解,自己觉得拉法吉可以将它作为总部,不妨在天津的“中国幼童”的下一代中找一个人做秘书,这将大大方便拉法吉的工作,并将拉法吉跟这些家庭拉得更近。

或许吴仰曾的孙子是个合适的人选,不过罗宾逊觉得梁如浩家庭中似乎没有合适的人选,北京的C.C. Liang或许可以介绍一些人给拉法吉。拉法吉应该尽力从北京的蔡廷干家人手中得到他的文件,C.C. Liang或许可以将拉法吉介绍给他的儿子。在天津,除了梁如浩、邝荣光、蔡绍基和吴仰曾这几家外,罗宾逊的朋友建筑师S.S. Kwan和S.K. Kwan,牙医S.H. Kwan,Paul Young, C.H. Pian, C.Y. Sun会对拉法吉有帮助(笔者注:经笔者与关家后人Debbie Jiang确认,建筑师S.S. Kwan和S.K. Kwan分别是关颂声和关颂坚,牙医S.H. Kwan则是关颂凯,他们系关景贤的长子、五子和六子,关景贤则是温秉忠第一任夫人关月屏的弟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特别是总干事Chester Chen(罗宾逊以前在基督教青年会日校的学生),会对拉法吉有帮助。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Beatrice Cheng小姐也会对拉法吉有帮助,她在天津和北京认识很多人。在北京,罗宾逊的朋友Richard Yen可以帮助到拉法吉,不过,C.C. Liang是最好的一位,通过他可以联系上吴应科和欧阳庚,以及蔡廷干家人。除此之外,罗宾逊对拉法吉在天津以及北京的住宿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罗宾逊提到自己漏了容闳的儿子,他一定还住在上海,自己会设法找出他在1937年的地址,容尚谦应该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是一个安静、害羞的人,不一定能提供太多东西,不过,拉法吉还是应该去找他看看有没有资料。

1940年4月20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长信中附有一份留美幼童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作者供图

以上信中提到的仍健在的“留美幼童”一共15位(笔者注:1933年罗宾逊的文章中提到的健在者还有25位),分别是:钟文耀、罗国瑞、容尚谦、邝荣光、欧阳庚、吴应科、容揆、苏锐钊、丁崇吉、李恩富、梁如浩、周长龄、林沛泉、刘玉麟、陶廷赓。(笔者注:从以下罗宾逊给在天津的老朋友和在北京的梁敦彦的儿子C.C. Liang的介绍信中可以看出,罗宾逊介绍了拉法吉去拜访在天津的梁如浩、邝荣光和蔡绍基的家人;在北京的吴应科、欧阳庚和蔡廷干的家人以及C.C. Liang本人。从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中可以看到,拉法吉在1940年夏季访问中国时拜访了在上海的钟文耀、容尚谦,在天津的梁如浩,在北京的欧阳庚。从“拉法吉收藏”中可以看到,拉法吉跟容揆、梁如浩、吴仰曾、容尚谦有过通信。)

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为拉法吉的中国之行介绍了自己在天津、上海及北京的朋友,其中包括天津的W.V. Pennell (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Paul Young(活跃于基督教青年会)、S.S. Kwan、S.K. Kwan,上海的留美幼童容尚谦、钟文耀,以及北京的Ernest Shaws(罗宾逊所在教会成员),并准备写介绍信给他们。

在“拉法吉收藏”中保存了其中两封介绍信。在同一封给天津的W.V. Pennell、Paul Young、S.S. Kwan、S.K. Kwan的介绍信中,罗宾逊写道:托马斯·拉法吉博士接管了我研究“中国教育使团(中国幼童)”历史的计划,你们都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实施这个计划,目前情况却阻止了我去实施它,但是来施救的拉法吉博士会比我做得更好,他是一位对中国主题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和作者,能看懂中文并曾到过中国。

1940年6月9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夹了一张50美元的支票,用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购买罗宾逊的收藏,并希望收到罗宾逊收藏的剪报和梁敦彦官服照。拉法吉解释称自己知道相对于罗宾逊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这个报酬是远远不够的。

1941年4月24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告知拉法吉自己当天收到了朋友来信,夹了一份北京剪报报道欧阳庚去世。罗宾逊讨论了拉法吉书中使用照片的情况,其中一张是梁敦彦,罗宾逊将会寄给拉法吉,但是要求拉法吉用好后寄回,因为这是梁敦彦儿子寄给罗宾逊的,具有关联价值。罗宾逊计划去哈特福特拜访一下Wickham,去看一下他的纪念品中是否有拉法吉需要的资料。在这封信中,罗宾逊对拉法吉的称谓由之前的“Dear Dr. LaFargue”“My dear LaFargue”转为“Tom”,自己则署名为“Robbie (AG Robinson)”,显示出两人的友情加深了。

当1972年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时,这段历史已经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是它一直都没有被人遗忘。

早在1920年代不少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哈特福特的当地人就成立了“中国幼童协会”,计划收集“留美幼童”的各种资料,包括历史、自传、照片等,并撰文在报纸上加以介绍。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亚瑟·罗宾逊于1915年来到中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结识仍健在的“留美幼童”,收集他们的资料,并于1930年代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上撰文介绍。

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法吉则在1942年出版了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此书无疑是第一部从学术角度系统地研究“留美幼童”历史的书籍。但是,如果没有罗宾逊积几十年时间收集资料,建立与“留美幼童”及后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联系和对拉法吉的慷慨相助,很难想象拉法吉能在一个用书信为媒介沟通,中日正处于交战状态的动荡年代里,花如此短的时间(拉法吉1940年的中国之行持续了3个月)顺利取得散落在各处的“留美幼童”的背景资料。从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天津老朋友的介绍信中可以看出,他如此热情、慷慨地帮助拉法吉是因为他将拉法吉的工作视作了自己研究“留美幼童”历史的计划的延续。

一直以来,研究者将“留美幼童”视作一个整体,实际上,前后持续四年、被派往美国的幼童们,在抵美后分散在了新英格兰不同的地方,进入了不同的学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同学”。不过,可能因为相似的留美经历以及回国后遭遇了相同的被粗暴对待、被歧视的遭遇,加上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来自广东,而广东人有着抱团的传统(在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提到广东人相当排他,在天津、北京和上海都有自己的小圈子),“留美幼童”们确实也将他们自己视作一体,以同学相称,相互联络,举办“同学”聚会。

他们中有些人留下了回忆文章,有些人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有些人参加带有纪念“留美幼童”性质的聚会,有些人对下一辈学生发表演讲讲述“留美幼童”过往的经历,也有人编撰了“留美幼童”名单。这些都为后人研究“留美幼童”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年,“留美幼童”温秉忠在他的“最先留美同学录”的序言中对编撰同学录的由来作了这样的说明:“秉忠褴竽税校,职务较闲,从事调查,列成四表,分而赠之,俾生存者手披一册,得以互通声气;而物化者,其子若孙亦可借联世谊。”

接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一代又一代学者们不懈研究的基础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借助于“留美幼童”网站和其他电子媒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留美幼童”的后人们得以相互联络,交流先辈们的历史、重续先辈们的友谊。

1915–1926年间活动于天津 (其中1915-1917年居住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房子,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家)

在中国期间,罗宾逊结识了“留美幼童”中的蔡绍基、吴仰曾、邝荣光、沈嘉树、梁如浩、欧阳庚、蔡廷干、吴应科、唐绍仪、钟文耀、温秉忠、容尚谦、苏瑞钊等人,还有蔡绍基儿子K.T.和 K.P.、钟文耀儿子Daniel以及容闳在上海的儿子。

同时,罗宾逊也一直与哈特福特那些曾经跟“留美幼童”有交往的人员和寄宿家庭成员保持着联系,参与他们纪念“留美幼童”的活动,并收集、保存与“留美幼童”相关的资料。

在1910年代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亚瑟·罗宾逊一直有意识地收集、保存“留美幼童”相关的资料,并计划写成书。他无疑是研究“留美幼童”的第一人,并为后人研究“留美幼童”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

除了“留美幼童”,罗宾逊对1830年代开启了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的“马礼逊教育会”及随后建立的“马礼逊学堂”也有所关注,并将“庚款留美学生”比喻为“留美幼童”的直系后裔。笔者留意到“拉法吉收藏”中有多张周自齐的照片,而周是满清政府为“庚款留美”设立的“游美学务处”总办,估计也是由罗宾逊收集的。

由此,笔者猜测罗宾逊对始于“马礼逊学堂”,经由“留美幼童“直至“庚款留美”的早期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产生了兴趣,可惜最终没有用文字系统地写出来。

2)根据原文及考虑到语境的不同,文中的“留美幼童”一词也被翻译为“中国幼童”或“中国教育使团”、“教育使团”、“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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